在槟城发现“伍连德”

  年前的春节，我在马来西亚槟城，那场突如其来的pandemic的阴影虽然还来没有来到马来，也已经笼罩了我以及正在准备初八“福建”新年的槟城人。此时的我，完全想不到这会成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瘟疫，对全世界的冲击如此之大，更没想到下一次出国会是在5年后……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人在信心不足倍感虚弱的时候理所当然想要抓住些什么支撑自己，越是惶惑，就越需要制造神话。于是当时， “官方话语”和“公众话语”每天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而恰好因为此时身在槟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槟城人得以进入我的视野，那就是——伍连德。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和当时的我一样，从未听说过这位诺贝尔奖首位提名的华人。他的名字于当时的我是如此陌生，陌生的好像从未存在。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伍连德出生马来，是土生土长的大马人，还同时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以中国从古自今的民众心态和官方话语来说，他大约算不上一个“中国人”。而其次，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双方对于历史叙事，尤其近80年来的历史叙事差异太大，缺乏基本的沟通与互信基础。想要拓展外贸业务的中国官方长期选择消声沉默，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则时不时抛出历史问题引导民众情绪，一系列排华事件至今余绪不断。只能说，在双方都有意屏蔽大量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情况下，我们只剩下情绪和立场，却没有一点逻辑，也不可能再有能力（大约也没有意愿）去理解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失声的人。

  槟城的新年很热闹，初七那天一大早，我入住的旅馆背后巷弄里，不断传来机动车的声音，推开窗户一看，原来是一家烧腊店，不时有人来取烤好的肥嘟嘟乳猪。走到马路上，处处张灯结彩，有人到处派发红包，红包里没钱，或是只有一张最小额的1令吉。随处有舞龙舞狮舞麒麟的队伍，那舞狮动作看得出来，完全真刀真枪的功夫。不少孩子甚至只有两三岁的孩子也戴了个小狮头开心的摇头晃脑，学着大人的动作在队伍中摇来摆去。乔治市区大半个街区都在摆集，各处摊点上都是常见或者不常见的手工艺品，或者年货。街区入口处有人发传单，到处张贴的节目表也都在告诉你，在各处有分别进行的表演节目。也许因为远在千里的病毒，逛的游客不多，大多是白人，其他就主要是本地人，也足够热闹。

  我对木偶首先有了兴趣，木偶戏本身我看不懂，因为语言大约是潮汕方言，只是那些木偶造型实在有趣，风格老旧，甚至很土，却土得可爱，倒比国内目前我看过的潮汕木偶更富有传统色彩。想起头天晚上在街头看到的歌仔戏，一对至少七十有余的演员在没有几个听众情况下自顾自唱了大半夜，就觉得槟城人实在很懂得怎么自娱自乐，而这样的年节盛况，我从出生就没见过。

  我穿行在诸多精心维护的小祠堂中，陶醉于明清时的家居陈设和各色建筑，在一家商铺买了件娘惹装。然后早早去姓周桥蹲守。姓周桥附近已经摆起上百张连排的桌子，桌上全是烤乳猪。我心想早上那家店挂满的几百只乳猪肯定都到了这里，大约全城烧腊店的乳猪都会在这吧。每一只乳猪上贴着供奉者的家庭名字，连同一堆糖果、水果、鸡或是其他供品。

  不到晚上六点，姓周桥几百米街道和附近区域已经挤满人，来了好几辆消防车停靠在路边不同位置，一些消防员打扮的人走来走去，有意思的是消防车上贴着的标识不是“**消防局”，而是“**华人联合会”之类。而疫情的阴影就体现在人群中免费发口罩的人，一向生性大意的我嫌麻烦，还是被人硬塞了两个。我心里有所触动，想的却是此刻在我的国度，口罩已经变成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缺之物……

  伍连德，就出生在槟城，也逝世于这座城市。槟城有条路，叫做伍连德路，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提起。2010年，槟城成立了伍连德医生学会，只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课本始终不愿意收录伍连德的名字，我们同样很难在中国的相关书籍中找到这一个名字。伍连德医生协会据说和哈尔滨医学界已经有了深度合作，但在公共视野前，他依然陌生。

  在槟城，比较显著的，是几座孙中山的纪念建筑，例如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可以感受到的是，槟城人乃至马来华人群体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非常之深，我总是听已历至少五代的华人们热烈动情地谈及永远都不可能忘记自己是华人，是唐人，“祖宗是中国来的”；以及对强大中国的羡慕和向往：“中国强大了我们生活在这里才有底气啊。”

  他们旗帜鲜明地向我表示对忘本香港人的厌恶（这或许和2020年初的时代背景有关）……这种认同当然也体现在春节期间的时时刻刻：无数保存得甚至比我在国内看到的更完整的戏剧、各种艺术形式，龙麒狮队、工会、商会、地方联合会……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自己在马来西亚，反而认为自身更真实的踩在中国的土地上。

  然而，即使是槟城人，似乎也少有人知道伍连德。此刻我已经体会到，南洋华人对中国的参与史，在强调多元共存的国家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

  伍连德，大约也是这群有很强中华认同的槟城人中的一个，尤其是，他生长在一个西方殖民主义最强盛的时代，弱国民众无尊严的切身体会，大约只会使他的故土情怀滋生得更快。

  17岁，在考取英女皇奖学金后，伍连德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研究传染病及细菌学。20岁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人实习生。24岁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马来亚开办诊所。

  28岁时，已经一切稳定的伍连德接受委托，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12月，中国爆发东北大鼠疫，隆裕太后任命31岁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调查并开展防治工作。伍连德在当时城市卫生设施极其落后，卫生意识极其欠缺，社会结构极其松散的情况下，四个月之内就控制了疫情，创造了医学奇迹。他通过现代医学方法确定了鼠疫是由呼吸道传播；他为防疫而设计的较为紧致、实用的口罩被认为是N95口罩的始祖之一。1911年初，他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11个国家的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担任会议主席。

  民国时期的伍连德先后领导防疫控制了1917年绥远鼠疫、1919年哈尔滨霍乱、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1932年上海霍乱。1935年，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的伍连德，在“国家”一栏中，据说填写的是“CHINA”。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止了伍连德在中国的事业，他返回马来亚，在家乡槟城和吉隆坡开创医学院和诊所，1947年最后一次返华，此后直到1960年81岁的伍连德去世，再没能得到机会回国。他人生的巅峰和最高成就都留在了战乱频仍，一切都必须从空白处从无到有构建的中国，这是他的幸运。如果留在槟城，伍连德大概率只是一名有些名气的普通医生，但在人才和资源匮乏的中国，他这样现代医学背景的传染病专家能有机会拯救无数人的性命。

  1965年，伍连德、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1932年上海出版）被认为该书对中医的认识有错误，被选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的对象，成为批判材料，自此伍连德彻底消失于中国官方纪事。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对伍连德一无所知，他查阅资料后发现伍连德已经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

  英国《》在伍连德去世时曾专门刊文评论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可以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了……”《英国医学周刊》的悼词称：“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幸运地读到了伍连德的报道，也因为当时恰好身在槟城，在情感上我和槟城人伍连德有了更多的共鸣。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给中华医学会。1959年出版的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他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在西方医学界前，伍连德多次表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在给中国做事。”

  ……伍连德始终怀揣着那片故土的热爱与牵绊，或许他和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马来华人一样，也认为只有中国强，华人的处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这毕竟是那一代甚至迄今，南洋华人某一些程度的共识。故土成就了他，也最终湮灭了他——他或许并不在意。

  槟城的魅力是独特的，众多的中式祠堂与会馆，一条街上的寺基督教堂印度教堂观音堂和佛堂并立错落，打开旅馆的后窗，能看到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各种肤色的人们聚在几十张板凳上喝啤酒。典型民国风格，装饰红木家具的大量民宿正在营业。

  槟城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址报成功后，这里的游客数量猛增。我没能遇到几个中国游客，想着或许是防疫的缘故，然而出租车司机却告诉我，槟城一直就少有中国游客。我有点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或许是因为槟城和广东一带太相似的缘故，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千里之遥的异国来看一个和自己国家很相似的地方。

  然而槟城的底色在我看来和广东并不相似。例如初七夜的福建除夕吸引了十万计的当地人和游客，开幕致辞是华人商会会长，槟城市长还是副市长倒是来了，表示为组织此次为期一周的春节活动，有关部门补贴了10万马币（折合人民币17万左右）。我很惊讶，这么大活动就这么一点钱连烟花爆竹只怕都不够，绝大数资金只能来自于各个商会和华人联合会自己，其中支出当然就包括了那些路边待命的志愿消防车。一个少数族裔的民间组织力量如此强大，在广东难以想象。

  当晚的节目很多，杂耍歌舞小品戏剧……显然都是自发报名，所以大多也不太精彩，但秩序却非常好。我在路边吃了一顿不到人均30元的丰盛年夜饭，收获身边一堆华人的“恭喜发财”之后又去喝了两杯4块钱还免费续杯的咖啡。当晚最期待重头戏当然是醒狮，披挂着灯光的威武狮子在高达8米的柱子上翻腾跳跃，做出各种惊险万分的高难度动作，最后在新春倒数声中吐出“鸿福齐天”的春联。

  这种精彩程度的醒狮表演，在广州当时已经7年的我从未见过。我觉得新奇，也觉得伤感。因为我既记得自己是在马来西亚，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马来西亚。我也会想象伍连德，当他在艰苦环境和稀缺资源中主持着弱国“中国”的抗疫工作时，心里认同的终究是自己是马来人还是英国人，还是只有那一个身份：中国人？

  此刻正因为出发地疫情受到质疑的我，也对这种身份的错位与迷惑，有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感同身受。

  我找不到语言可以描述这种空白又复杂的心情。在停留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期间，我都有这样一种恍惚感，不知道应该对一边提心吊胆向我抱怨“中国人喜欢来大马吃孔雀肉和其他野味”并且疑虑是不是因此导致病毒扩散，一边盛赞中国医院修得快，政府反应得力，中国牺牲很大的大马华人（这两者往往是同一的）做出何种恰当的反应。

  和一位年轻女孩聊得很多，她也是医生，是牙医，她的整个家族都以医生居多。在马来，大约和全世界的华人家庭一样，华人很偏爱医生这样一个职业。她当时在东莞一家马来牙科连锁私立诊所工作，比起留在当地的家族其他年轻医生，收入是三四倍还多。但她似乎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感叹租房成本高，生活成本也太高，在槟城，她的表弟妹们至少住三层联排别墅，家里每个成员都有一辆车，出去吃一顿像样的饭只需要不到20人民币。但在东莞，6000块钱只能租一套不到100平米的公寓，她不敢养车，20元还买不到一碗同样的牛肉面。最不能适应的还是身边人总问何时结婚何时生孩子，工作时长也太长。或许还有别的她不愿对我提及的理由，因为我无意听到她表妹向她咨询要不要来中国工作时，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她那同样是医生的表妹一直很激动地强调：“不开心的话再多钱我也不做。”

  我因此有机会参观了大马的一家医院，医院不太大，和国内普通二甲医院差不多，八人间的病室大约有100多平方米，倒很整洁。住在这间病室的人阶级似乎相差很大，我既看到衣衫褴褛无人探视的老人，也看到病床周围簇拥鲜花和水果，显然是富有中产家庭的病人。病室有统一的护工，不允许任何共同生活的亲属停留，每天只开放早中晚总计三个小时的探视时间。我好奇询问住院大概花多少钱，他们告诉我：“一令吉”（人民币1.7元），我问是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我，不管什么病都是这一个数字。对大马诸多抱怨的一位当地朋友也必须得说：“大马的福利还是很好的。”但马上愤愤不平：“马来人福利更好，我们只敢养两三个孩子，他们马来人一生就是五六个，我们贡献大得多，福利反而不如他们……我们人口比例越少，待遇和福利就会更差……”

  这是不是伍连德一直渴望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医院呢？大马的医疗系统世界上的排名颇高。最后，伍连德依然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逝世于此。其实想来，以我对马来西亚历史的了解，晚年的伍连德，因其华人身份和经历背景，恐怕不大可能再获得任何进入大马医学界中枢和国家层面，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对于传染病防控的丰富经验，除了写成英语书在西方世界出版，大约，也不大可能在马来或者他心心念念一生的故乡传播。

  在那天下午的孙中山纪念馆，我听到纪念馆看守在和两个中国游客聊天，“他们的人口占一个国家只要超过30%，就会迅速改变这一个国家的性质……他们到哪里都要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的文化，要同化全世界……”我显然听出了他口中的“他们”是谁，只觉得不可思议。在此之前，我已时常听到华人抱怨：“凭什么工作期间要三次礼拜，每次都要至少半小时还要同工同酬？”“嘴巴说道德，其实最不道德的就是他们……”

  我明白大马华人非常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关心的方式和我们不大一样，例如一路和人聊天都不断有人夸奖我：“这种思维和口才，还有这形象，就该去从政！……去竞选议员！”让我很感动，这种话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要是在国内，这种个性的我去“从政”，简直是天方夜谭吧？毕竟“幼稚不成熟又满身负能量”。可以想见，天真的他们生活中的“从政”是怎样的呢？……

  只是我困惑，作为一群五百年不断而来的移民群体，当然需要团结争取自己的权利，保存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他们保存得已经比我所在的城市更好，这份保存和继承，难道依靠得仅仅只是华人自身的努力？）然而，那份不自觉流露的抵触，对这群宗教信仰、肤色人种都不相同的移民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离开槟城前我去了一趟极乐寺，这是马来乃至东南亚顶级规模，建筑最宏伟的华人佛寺，春节期间，数十万盏灯笼依山而设，将占据整座山脉的极乐寺映衬得如同幻境。我沿着那些祈福的灯笼一路向上，那些挂在灯笼上的话语和祈祷的小牌匾上，不断书写着“疫情过去”，“天下太平”的共同心愿，想来，那也是一百年前伍连德的心愿吧？他是一个马来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槟城人，是英国公民。他也是华人，是中国人，他的成就属于全世界，当然也属于华人，属于中国。

  时代终究选择了他，成就了他。曾挽救上千万人生命的他，毋庸置疑是全人类的骄傲，当然也是华人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在这一瞬间，我才深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叫“吾国吾民”，然而，我也想知道，究竟还有没有一套话语，一种叙事，让我们能以被人尊重，被人认同甚或被人欣赏的方式，来表述我们的记忆，传统，文化和真实？

  至少谁能告诉我，我该如何和全世界所有人，去认真而单纯的分享，伍连德故事，我的故事，槟城的故事，南洋华人的故事，以及，“疫情”的故事？

  ——只能说时隔5年，我的困惑更深，这篇或许值得大书特书的文章，也只能想了又想，欲言又止、语焉不详……

  我也越来越清楚认识到，这份“失语”的悲哀，当然并不只属于我个人，不只属于中国，也不止属于“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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